“朱珺，区财政局副局长，分工行政、政法、科教文财务管理和核算中心。共有住房三套：一套位于团结路1号，自住；一套位于天智大酒店南，父母居住；一套在传世基业小区，对外出租。本人除每月5000多元工资收入外，有部分投资收益。配偶在小学任教，儿子在国内读大学”……

这可不是在泄露别人隐私，而是记者在南京通过“徐州贾汪区勤廉评价系统”官方网站所获取的正规信息。和朱珺一样，该区600名科级干部的家底也悉晒网上，全国网民都能查到。贾汪的做法，目前在全国还是独家。

要晒就晒个“大太阳”

去年，贾汪区委区政府交给区纪委和监察局一个课题：如何加强干部队伍的勤政廉政建设、促进贾汪的绿色崛起？

今年1月，以预警预防为目的的区勤廉评价系统正式上线，涵盖信息公开、绩效评价、廉政评价、预警中心、举报中心、百姓心声、监督台等7个互动平台，将全区科级干部的工作纳入群众和网络监督之中。

区委常委、纪委书记张秋月告诉记者，领导干部住房、收入，配偶及子女上学、从业等情况，历来是信息公开的难点。他们通过对全国16个试行官员财产公开地区的经验分析发现，这些公开主要针对新提拔干部，而且多在内网或内部公示，公开对象和公开范围有限。

“要公示就一视同仁，要上网就上外网，要公开就彻底公开。或许，还能为全国官员家庭财产公示制度探条路。”在区委书记吴新福的支持下，全区600名科级干部，全部被要求真名实姓申报个人家庭财产等情况，并作出廉政承诺，随时随地接受网民和公众监督，进而实现电子监察与预防腐败的有效对接。

“自清式”申报是否走过场

此项公开，还是被记者发现一处“软肋”：在随机查看的100名干部个人公开信息中，像区财政局副局长朱珺申报2至3套住房的只有4人，其余96人的申报内容如出一辙——有住房1套；除工资外，无其他非正当收入。

一位公务员悄悄告诉记者，他们单位的“头”就不止一套房，还有私家车，但都未申报。问他为何不举报，“我又不愣(傻)，关我啥事？”说着，他快步离开记者。

张秋月对此并不回避。600多干部的公开信息内容，全系个人自主填写申报，组织未加核实或者说根本无力审核。“尽管我们要求逐项如实申报，但隐瞒或偷工减料的申报确实存在。”

“自清式”申报是否属走过场？张秋月的回答可以用“立此存照”“着眼长远”来概括。

“现在瞒报是诚信问题，万一哪天被举报，就是违纪问题，轻重自知。再说，天天面对自己的虚假承诺，也是一种无形压力，多少能起到一些警示作用。”

北京大学廉洁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梁根林教授认同张秋月的观点。他对记者分析说，公开是最好的防腐剂，群众对干部财产公开呼声最高。如实申报固然好，但现实是，除了贾汪，至今未听说全国还有成建制官员进行申报的，哪能苛求一下子就准确无误？“贾汪600名干部家庭财产自我公开，先公开、再规范，思路本身就是一种突破、进步和创新。”要看到，干部家庭财产自我申报和公示过程，也是廉洁自律的内化过程，更是把自己树为监督靶子的过程。当务之急是公开，早公开、多公开，不能坐而论道，等配套机制健全了再公开——这正是贾汪的可贵之处。

他反对把干部财产公开一律视为“作秀”，甚至呼吁：这种网络反腐“秀”越多越好。

公开后的配套“制度链”要拉长

“与内部公开不同，网络公开后，就有社会监督举报、查处反馈的过程。不知贾汪区准备好了没有？”中国人民大学廉政研究中心主任毛昭辉教授开门见山地问记者。

他认为，干部家庭财产信息公开后，社会公众和区域内外的网民，实际上都成为信息的审核主体。不论出于何种动机，他们都可能对信息真伪进行质疑或举报。而纪检监察机关必须及时受理，跟进调查处理，并将真相结果公之于众，而不能再搞“小范围通报”，遮遮掩掩，失信于民。

根据他的调查，一些地方官员财产公示试点后，会出现“零投诉”“零举报”现象，反映了群众对于公开制度本身的不信任。此时，纪检监察机关就要主动出击，对廉政风险高的岗位进行重点排查，通过官员财产变化情况掌握其风险，发现问题一查到底，用执纪办案的成果取信于民，做到惩防结合。

“要加强官员的廉政文化建设，不断提升他们的道德诚信素养，提高财产申报的诚信度和真实性。”梁根林教授举例说，如美国官员主要按照《道德法》申报家庭财产，内心就有约束，非常在意公众认可和评价，以道德义务提升执政公信力。国外依德治政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他说，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制度的建立，还有赖于社会信用体系和信息化体系的建设。希望贾汪在今后实践中，要注重这两方面制度建设的探索和配套。

“推行财产申报并非要‘治’干部，而在于培养干部的‘两个习惯’，即习惯在监督的环境下工作、习惯在法制的轨道上用权，最终让勤廉成为贾汪的一种执政形象。”区委书记吴新福如是说。（本报通讯员 朱连芹 李涛 本报记者 林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