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让“湖南邵阳”成为焦点的，不是什么丑闻，也不算什么好事，而是一件让人说不出滋味儿的怪事。当地党报《邵阳日报》头版刊登了两份检讨书，作者是当地两名官员。他们“深刻检讨”缺席市委经济工作务虚会议，并保证今后类似事件不再发生。邵阳市委宣传部一名负责人透露，检讨书是他按市委要求负责与报社对接，安排在版面指定位置刊发的。刊登检讨书是邵阳市委书记在会上要求的，目的是为抓干部作风。
 

官员作风涣散缺会逃会，被领导勒令在党报上公开检讨道歉，这样“修理”官员，看上去好像是一件好事，但让人感觉很怪，说不出好来。其一，浏览检讨书，通篇都在战战兢兢地向上级领导作检讨，没有一句是说给老百姓听的，仿佛这事儿跟老百姓毫无关系，公众仅仅只是无关的围观者、看热闹者。体现的不是对民众的敬畏，而是对上级威权的恐惧——不是借此树立舆论的威严，而是强化领导对下级的绝对威权；其二，“党报上道歉”这种惩罚方式让人感觉很怪，于法无据，是对党报功能的滥用。媒体不是用来被指令登这种向领导道歉认错的检讨书的。
 

勒令官员在党报头版做检讨，这不是创新，而是表现了一种长官意志下问责的情绪化。很多地方对公务员的惩戒，缺乏对制度和法律的尊重，基本没有依法惩戒，长官领导完全凭个人意志和情绪去惩罚违规违纪的公务员。“公务员法”基本不用，如果遇到一个严厉的领导，处罚可能会重些；如果领导比较和善，处罚就可以讲条件。如果今天天气不错，领导心情很好，处罚可能就免了，可如果遇到雾霾天气，领导情绪很糟，处罚可能就很重了，领导一拍脑袋就想出个新法儿整人。
 

行政意志大于法律，官大一级压死人，制度不算领导说了算，公务员缺乏稳定的预期，只能选择依附于领导，战战兢兢地看着领导的脸色、顺着领导的小情绪，担心稍有不慎动辄得咎。
 

党报头版做检讨，很可能就是情绪化问责的结果。公务员缺会逃会，违反了会议规定，按制度应有相应的惩戒条款，比如警告、记过、降级等等。遍查各种关于公务员的惩戒规定，没有一条是“党报头版做检讨”的。这样的规定，纯粹就是相关官员脑袋一拍拍出的结果。领导召集开会，而且觉得这个会很重要，竟然有下属敢不请假就逃会，领导非常生气，觉得这是对领导权威的挑战。领导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加上近来自上而下地强调转变作风，领导需要借此杀鸡骇猴，情绪化之中，就发明了“党报头版做检讨”这种羞辱性的惩罚。
 

公众虽然也痛恨官员的作风涣散，但未必赞成这种情绪化问责。制度和法律的权威必须得到尊重，公务员违纪，为什么不按照制度去惩罚他们？今天有公务员逃会了，领导勒令党报头版道歉，明天公务员犯错违纪了，是不是都要登报道歉？那样党报就别干什么正事了，整天就登这种向上级承认错误的检讨书了。
 

情绪化问责的现象非常普遍，其背后是根深蒂固的人治思维。前年两会上政协委员李汉宇曾说，问责要法制化、制度化，就是不能情绪化，可如今许多地方问责就是越来越情绪化。问责不是依据法律和错误大小，而是取决于媒体与社会的关注程度，取决于领导的个人喜好。四川南充曾有几个干部上班打牌，媒体一曝光，立刻被撤职了，可按规定不应受到这么重的处理，关键是媒体曝光后让领导面子受损，情绪化之中就从重从严从快了。一事当前，很多一把手不是从法律中寻找条款，而是习惯性地按个人意志和情绪办事。
 

这种情绪化下，对公务员的惩罚要么是很严很重，要么是很轻，没有标准，完全看个人情绪。这几个逃会的官员，如果当天领导的心情很好，可能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我们的舆论语境中，一方面是打个瞌睡领导会怒斥，上班打牌被曝光了领导会怒斥，逃会、闲聊、脱岗会被撤职，一方面是犯了大错却毫发无损。小错得大惩罚，大错无惩罚，喜怒无常惩戒无章。“党报头版做检讨”的背后，就能看到一个情绪化的领导。
 

驯服“情绪化的大领导”比驯服“逃会的小干部”更重要，这是法治社会更为艰巨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