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2011年年底，长沙市的电话公示活动曾在全国引起广泛关注并颇受好评，此举在给领导干部提供密切群众关系崭新通道的同时，也为广大群众随时反映情况创造了条件。
 

但是，近日媒体爆料说，公示的电话接听率低，有的领导甚至直接说：打错了。电话公开举措起初效果是好的，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但一段时间后，这种方式流于形式，背离了初衷。
 

2011年12月30日，长沙市委机关报《长沙晚报》罕见地以多个版的篇幅，将长沙市1108名各区和市直部门领导干部及民情联络员的联系方式，向群众公开。随后，各区、县（市）也比照市里的做法，将本级领导干部的电话，通过媒体进行公示。
 

时隔一年多，近日有人爆料说，拨打公示出来的电话，接听率并不高。记者也试着拨打了公示出的电话，正是中考的关键时刻，因此记者拨打了长沙市教育局局长王建华的电话。
 

电话响了5声之后，王局长接听了电话。
 

王局长：我是教育局长，教育关系到每个家庭，每天都是100个电话以上的。投诉的、问政策的、了解情况的，每天都很多。
 

随后记者又拨打了长沙民政局党委书记丁文的手机。在一段彩铃过后丁书记也接听了电话。记者以普通市民的身份询问了一个关于异地转社保的问题。
 

丁文：这不是我们民政的职责范围，但是就我知道的情况来看，全国的社保还没有联网，目前还不能转。
 

在记者表明身份后，丁文书记说，在电话公布后，打电话的确实特别多，但是现在明显减少了。
 

丁文：刚公布的一两年咨询的电话特别多，现在不是特比多了。给我们打电话的很大一部分人是什么出版社的、或者是什么单位的向我们推销书、或者是你写一篇什么论文、什么文章啊，我们希望收到什么著作里面，多数情况是这样的。
 

记者又连续拨打了其他单位的局长、书记的手机，电话都有人接。随后记者又拨打了这些单位的固定电话。也许是因为今天是星期天，固定电话都无人接听。
 

对于将官员手机、工作电话公开的做法，北京大学地方政府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万鹏飞教授说，其实国外早已如此。
 

万鹏飞：国外政府的电话、包括官员工作电话和家里电话公开都已经成为惯例了，我国还没有成为惯例，有一个公开好像有点稀奇。
 

对于开通官员热线如何能够持之以恒，万鹏飞说，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将其制度化。
 

万鹏飞：关键就是要把它制度化，持之以恒让老百姓也有信心。比如，工作的时间打电话一定会有人接，而且，官员也要有一个开放的、平常的心态，而不是一阵风的运动式的心态。
 

近日《法制周报》也就长沙干部信息公示进行了相关调查，情况却没有我们的记者今天所遇到的乐观。那篇名为《长沙公示干部电话10个里面有7个打不通》的报道中，列举了记者遇到的种种尴尬。先说办公室电话，单就记者呈现了对长沙市民政局回访结果，就有11位领导的办公室无人接听。
 

再说手机接听率，相比办公室，手机的接听率是比较高的，但是接听的内容也是五花八门。有认真回答问题的，可也有说不方便接电话的、有直接按掉的、有回答的不耐烦的。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看了昨天媒体的报道，今天我们的记者进行的采访才这么顺利。其实，公布干部电话，就是为了密切干部群众的关系，让干能够切实了解百姓声音，解决老百姓的问题。监督者，应该是自己的良心和爱民心，而不应该是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