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北京7月4日电(记者 阚枫)中共十八大以来，从中央到地方持续掀起反腐风暴，一批问题官员纷纷落马。盘点反腐疾风中打落的“老虎苍蝇”，微博举报、情妇反腐、“房”事腐败、小官大贪……诸多反腐领域出现的新课题需反思。

网络反腐异军突起 问题官员频“死于微博”

近年来，作为反腐新生力量的网络反腐异军突起，十八大之后的反腐风暴中，因网络曝光而落马的大小官员不在少数，然而，网络反腐的利弊也引发社会争议。

十八大闭幕不久，去年11月20日，疑似重庆市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不雅视频截图在微博上发布，该事件在网络发酵63个小时后雷政富就被免职。雷政富的落马也被网友称为“微博秒杀”。

除了雷政富，山东省农业厅原副厅长单增德，山西省公安厅原副厅长、太原市公安局原局长李亚力等等，这些十八大后落马的厅官也缘起网络曝光。

去年12月6日，《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发布3条微博，向中纪委实名举报时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刘铁男存多项违纪行为。历时5个多月，今年5月12日官方通报刘铁男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舆论也将刘铁男的落马奉为微博反腐的一个经典案例。

网络反腐的参与性、社会性、公开性，能有效补充党政机关内部自我监督的不足，但是，网络反腐中出现“误伤”现象，甚至引发的人肉搜索等侵权行为，也让社会对网络反腐的利弊产生争议。

今年4月19日，人民网、新华网、中国新闻网等国内主要网站同步推出网络举报监督专区，鼓励广大网民依法如实举报违纪违法行为。7月1日，国家信访局全面受理网上投诉，国家信访局局长舒晓琴强调，要认真办理网上信访诉求、意见和建议，做到“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

有专家呼吁，对于网络实名举报，应该立法加以规范：建立对举报人的保护制度；对实名举报的回应，政府也应有法可依。

多名落马官员涉及情妇 官员生活作风问题引反思

除了网络反腐，从因“不雅视频”落马的雷政富，到事起“离婚承诺书”的单增德，再到被女主播举报的国家档案局原政策法规司副司长范悦，盘点十八大之后落马的官员，“情妇反腐”无疑也是一大特点。

雷政富不雅视频曝光不久，2012年末，54岁的中央编译局原局长衣俊卿因一封长达12万字的网络长文而卷入舆论漩涡。在这篇网络长文中，衣被披露与曾就读于中央编译局的博士后常艳发生婚外情。今年 1月17日官方媒体发布消息称衣俊卿因生活作风问题被免职。

落马的高官中，存在“情妇问题”的还有刘铁男，根据举报人罗昌平的说法，他“曾接到刘铁男情妇从日本打来的越洋电话，获得重要的初始信息”。

情妇的出现，不仅是作风问题，更有潜在的贪污受贿等经济违纪行为。在范悦遭情妇举报一事中，事件当事人纪英男，就通过中间人在网络上爆料，自己被范悦诱骗包养近四年里共耗资一千多万元。国家档案局在通报范悦被免职的同时，还表示，如发现范的资金来源涉及违法违纪问题，将依法依纪作出处理。

由于近年来情妇反腐案例频现，有网友就调侃：“家中失窃、日记丢失、二奶翻脸”已经成为反腐三大利器。对此，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对中新网记者表示，未来反腐不能仅仅依赖于这些偶然事件去披露、查处腐败案件，而是要靠比较健全的日常制度，此外反腐工作还要加强官员的理想信念教育。

带“病”提拔需关注 如何杜绝边腐边升？

回顾十八大以来的落马官员，一些官员的落马还暴露出干部选任环节存在的制度性缺陷。

5月30日，云南楚雄市委副书记、市长赵万祥，因涉嫌受贿被逮捕。6月4日，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称，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这两条消息的接连出现，把一个反腐领域的老话题再度引入公众视野——为什么总有官员“边腐边升”？

有媒体报道，倪发科在担任六安市委书记的近十年里，就曾收受某矿业集团“超过了普通刑事的贿赂”，但仍于2008年升任安徽省副省长；赵万祥在担任大姚县县长一职时，就出过一些经济问题，却“没有下文”，直到近期才被提起。

其实，在十八大后首位被调查的省部级高官，原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落马之际，就有评论称李春城“带病升迁”的能量、能耐之大，令人震惊、深思。

“越来越多的官员出现边腐边升的问题，这需要进行制度反思”，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谢春涛在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官员选任提拔应该引入纪委介入，在任前考核公示、离任审计阶段进行严格和透明的把关。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5月中纪委对巡视工作手段进行了丰富，强调巡视工作关口前移，“下沉一级”了解干部情况，抽查领导干部报告的个人有关事项。这也被舆论看做是中纪委层面已经在关注“带病提拔”的问题。

小官大贪现象再现 “房”事腐败影响恶劣

反腐败，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这是中央高层的明确方针。十八大以来的反腐疾风中，李春城、衣俊卿、刘铁男、倪发科、郭文祥、王素毅等问题高官接连被查。

落马的“老虎”不少，打掉的“苍蝇”则更多。然而，在打落“苍蝇”之后，那些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小官大贪”现象值得反思。

2013年1月17日，媒体曝光称，陕西省神木县农村商业银行副行长龚爱爱在北京有20多套房产，总价值近10亿元，此外，还有另一个名为龚仙霞的身份证。此后的调查中，公安机关证实除了她有此前曝光的两个户口之外，还在北京和神木拥有另外两个户口，而她在北京拥有的房产达41处，总面积近一万平米。

2月3日，龚爱爱在北京被警方抓获。2月4日，经榆林市、神木县人大常委会许可，按程序依法对龚爱爱刑事拘留，在榆林市境内异地看押。3月8日，龚爱爱因涉嫌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被神木县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从“房叔”到“房姐”，从“房妹”到“房媳”，十八大以来因“房”被查的小官贪腐案件，其社会影响的恶劣程度丝毫不逊于高官落马。“房事腐败”和“小官大贪”现象也逐步挑战公众的容忍底线。

对于“小官大贪”现象的出现，马怀德表示，对小官的权力缺少有效的制约和监督的手段，缺少有效监督制约的制度，导致小权大用，自然就会有大的腐败。

“只有布下天罗地网，让每个权力都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都受到各个方面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才能够防止权力的滥用和腐败。”马怀德说。